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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大家庭---[博客XQH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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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50军第150师步兵448团越战战记(转)  

2012-04-11 11:06:28|  分类: 军人军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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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 鱼


这是我在79年对越作战中所经历的真实故事。我们班9人中有5人牺牲在那接连数日的伏击、突围和遭遇战斗中,其中1人被俘。安全回国的3人是:我、王宏和陈秀颖。其实,写出这段我人生中比较重要的故事并不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因为毕竟是一段失败、一段令人沮丧的经历。不过我以为真实的东西永远是有价值的,在许多所谓高大全的越战故事和传奇里,我愿意写出这一段不让人振奋的述说,以还原部分可能被淹没的历史。

下山之后,道路通向一条长长的水坝。百十来米长的水坝左侧是一潭清水,右侧约5、6米高的坝下是一片略微起伏的稻田。在排长的命令下,我们全班继续用交替掩护的方式通过水坝。然后我们顺着大路绕过两个种满茶树的小山坡,那个依山而建的小村庄就清晰地出现在我们眼前。二十余栋乡间民宅排列在一条大车道的两旁,干涸的路面上凸凹的车辙印变得十分坚硬。四处寂静无声,只有距村口不远处那两具腐烂尸体发出的臭味越来越浓烈。


全班停止了前进,大家细致地观察周围,不放过一丝可疑的征候。但是因为有雾,视线所及也就200米左右的范围,附近的山头被雾气笼罩着。


侯永升班长(藏族、四川南平县现九寨沟县人)示意全班仍按交替掩护的形式前进,于是9人组成的3个战斗小组,便依次向村庄抵近,在一个小组向前突进的时候,另外两个小组就地担负掩护任务。一个团部配属给我们尖刀班的火力排就紧跟在我们后面,带着重机枪、无后坐力炮等重型步兵武器,他们的任务是如果我们尖刀班遇到敌情,他们就用猛烈的火力支援我们,并为后面的大部队赢得部署、展开的时间。大部队距我们尖刀班,大致一直保持着500米的距离。


尸体越来越近了,从破烂的服装上判断是两名越南军人的尸体,高度腐败的尸体已成黑色,地面的血迹犹如沥青一般粘稠,上面落满了苍蝇。只要我处于掩护任务的时候,就用军帽掩住口鼻,以减弱那令人窒息的恶臭。


距离50米了,村庄里依然无丝毫动静,只有村口牛圈里的几头老牛在吃草时发出的声响。班长示意全班展开成散兵线接近村庄,大家起身端着枪,手指搭着扳机,全神贯注缓慢地走向村口。这时突然有一条狗从村庄里扑出来,对着我们狂吠不止,大家的心立即悬了起来。班长阮少文(云南大理人)举起微声冲锋枪,瞄着狗打了一枪,那狗受伤后哀鸣着向村里挣扎而去。


就在大家准备冲进村庄以便抢占地形先发制人时,身后突然响起了一声清脆的枪响,大家怔了一下,相互看一眼,当我“可能是后面部队里谁的枪械走火”这句话正要说出口时,一阵如风暴般的机枪声顷刻间响彻山谷,我们回头一看,正行进在水坝前后的大部队在毫无掩护的地形遭受到越军重火力的伏击,当时就有许多年轻战士在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献出了生命。这时候大家已经明白我们是遭到了伏击,而我们尖刀班是被越军故意放过。

激烈的枪声持续猛烈,我们跳进了路边无水的渠道里,举起武器向枪声响起的方向射击。但是大雾仍未散去,我们射击的精确性自然无法保证。大家就一个愿望,希望能吸引越军的部分火力。约几分钟过后,越军的火力就开始转向我们,子弹打在板结的土地上,崩起的拳头般大小的土块象下雨般朝我们头上砸来……


这是公元1979年3月11日接近中午的某个时刻,地点位于越南高平市往南40余公里的班英附近。当时我是某陆军步兵团特务连侦察班的战士,全团第一梯队(2营)尖刀班的一员。


密集的子弹在我们头上嗖嗖的飞过,声响就像敲击绷直了铁丝。这时候我看见火力排的一名重机枪手在我身旁抱着机枪发呆,我大声问他:你在做什么?他回答说在找排长。我用力拍了一下他的肩头,叫他把机枪架在身后的一个缺口处,我告诉他村里没有我们的人,如果有人出来就朝他开火。他觉得我说得有理,就叫来扛支架的战士架好了机枪,向村口瞄准。我一看这哥们儿在紧张的空气里居然忘了拉枪机,我再次重拍他肩头:你子弹上膛啊!他如梦初醒:是、是的。他咔嚓一下拉上枪机。我当时感到要是越军从两个方向夹击我们,那就彻底玩儿完了。


越军的火力压得我们毫无还手之机,侯班长见状就命令大家顺着水渠转移到村旁的一间房屋后面。这时候云雾慢慢散去,周围的地形也渐渐明瞭,原来伏击的越军藏身在一处独立的小山上,那是一座典型的喀斯特山形,在山脚下,则是一片纵深达三、四百米的开阔稻田。因为距离较远,越军的阵地设置在薄雾中还是看不真切,照地形来看,应该是在山腰的自然溶洞里。只是能看到越军射出的用于指示目标的曳光弹,只要曳光弹射向何方,那几挺重机枪就会调转枪口朝目标点射击。

正在此时,我们看见有越军在村庄后面的山头活动,这一发现让我们惊出一身冷汗:如果越军占领村庄后的制高点,那我们就完全落入无险可守、腹背受敌的境地。班长当即下令全体轻装,准备投入抢占制高点的战斗。大家将身上携带的与战斗无直接关联的物品全部卸下,什么干粮、雨衣、攀登绳、潜望镜、伪装网、十字镐等丢了一地,当时都以为还有机会回到这里取走物品。我是在最后一刻,因为觉得部队发放的大头菜好吃,就顺手放了一个在裤兜里。随着班长的命令,全班3个小组依然按交替掩护战术,向村庄后面的山头发起冲击。


山脚下有一百余米的稻田,我们只有涉水从稻田里冲锋。当我们离开房屋的掩护,队伍就完全暴露于越军的射界之内。越军主力阵地的火力顿时朝我们这边倾泻过来。我们在稻田里艰难地向前奔跑,还举枪向山顶射击。一时间只觉得枪声四起,特别是从后方射来的子弹在我们周围呼啸着,在稻田里激起一个个水柱。也怪我平时看军事题材文学作品过多,对身体中弹后一阵发麻的描述过于熟悉,所以我在冲锋时还一在留意身体的某个部位是不是发麻了,如果是,那就是挂彩了。


我们终于越过那片稻田,进入梯田状的旱地。在一阵狂奔之后,正好轮到我们小组担任掩护,我一屁股坐在田埂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小组长陈秀颖(河南人)大声地叫我卧倒,注意隐蔽。我当时居然回答说:我不怕,打死算了。可见冲锋过程中体力和精神达到极限时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


我们想拿下的那个山头呈浑圆状,高差不到一百米。在山顶处如果没有掩体支撑就很难形成防御阵地。正是因为我们迅速地接近了山头,并用火力钳制山顶上修筑掩体的几名越军,使他们无法在山头上立足。到最后那些个越军只有选择放弃,顺着山头反斜面的树丛撤离。就这样山头就落入我们的控制。


从这里往山下望去,那场面是何等的触目惊心。在我们经过的水坝上和附近的稻田里,殷殷红色在田野上漫延,一个个渐行渐远的灵魂……

随着枪声的渐渐减弱,大家才从刚才的惊恐中缓过神来。刚才四散的尖刀梯队重新集合在我们这个山头,并形成一个简单的防御阵地。这一群体有两个侦察班和两个工兵班,还有火力排的一些人。相互打听后才知道,我们这帮走在全团最前面的人群居然无一伤亡,大家心里一阵庆幸。午后的阳光里,同志们或坐或躺在山头上,等着看后面的大部队如何对敌展开攻势。也许还以为当时的局势不至于失控,在山顶的同志们的情绪很快就恢复正常。大家分食手里仅有的食物,聊上几句闲话。可是等了半天也没见大部队对越军阵地有什么样的攻击。由于那时候的通讯工具十分落后,我们很长时间没法与上级联系,也就不清楚自己接下去该作什么样准备。



记得那天有较厚的云层,太阳时隐时现,大家都感觉到丝丝寒意。想去山下取自己的物品,又怕有什么紧急情况需要应对。大约是下午3点左右,我们得到指示,立即从山的反斜面下山,胡副团长等前指首长在山脚下正协调部队,需要我们去加强警卫。本来象警卫首长的任务应该由警卫排来担任,但是在战场上警卫首长的任务经常由我们侦察班来完成。这其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和平时期首长挑选警卫员通常是找那种比较乖巧、个头适中,勤快机灵的战士来担当,但是到了战场上首长还是很清楚警卫员的基本斤两,所以在危险的关头,我们侦察兵往往就担任警卫首长的重任。在出国后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我所在的侦察2班就一直负责给团长做警卫,团长去视察各处阵地就是全班9人相随左右,寸步不离。就在前一天宣布回撤命令,我们侦察2班被任命为全团尖刀班时,全班战士流露出的情绪诸位心里肯定明白,但是军令如山,我们没有提出任何的异议。


山头的布防交给了别的连队,我们侦察2班下山后就开始在一条通往不明区域的小路上设防,身后的小山坳就成为全团第一梯队的前方指挥所。这时同班的新战士饶正平被班长派去作潜伏哨,位置距我们有50多米。我们距胡副团长等首长比较近,只见副团长与几位团参谋围着地图在一起商量着什么,有一个细节我印象深刻,就是副团长在点香烟时连着两次香烟掉在地上。当然这不并不能说明什么,但是当时的气氛确实让人觉得比较慌乱,在遭到这次突然的打击之后,部队连起码的应急方案都没有。

半个小时后,饶正平忽然慢慢地往回走来,大家正疑惑他为什么回来时,饶正平哭着说他不能一个人呆在那里,因为他感觉到害怕。班长见状也没说什么,就安排我们小组往前推进了几十米警戒。饶正平是四川仪陇县人,来自农村,长得眉清目秀,入伍前就是生产队的会计,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就是一件很牛的事情。他的这个举动本应受到大家的谴责,但是当时大家一声未吭,都表示出理解与同情,因为这任务放到谁的身上那恐惧都可能挥之不去,毕竟大家都没亲历过真正的战争。后来我这位战友还是牺牲在那片陌生的土地上,还有他的同乡陈俊波,与我很聊得来的一位同班战友、一位在县城里修钟表的小伙子,也献身于那场战争。每每我想起他们的面容,我真是欲哭无泪。


四周有好些队伍在调来调去,关于下一步的行动方案一会儿变来变去,大家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关键是所带的食物和御寒衣物都已丢弃,水壶里的水也所剩无几。随着太阳西斜,饥饿和寒冷一起向我们袭来。


好像是夜里10点左右(我当时带去部队的一块手表,战前被排长借去了,理由是他更需要掌握时间,所以以下的时间概念都属于大致范围),我们班被集合起来,新的战斗任务是:仍然担任全团第一梯队尖刀班,引领部队连夜向北撤退。为了使部队在回撤途中不迷失方向,团里派两名作训参谋拿着地图带路。这时全团第一梯队的人员由2营和1营的非战斗人员(连队文书、司号员、通讯员等)及伤员队伍组成。胡副团长仍是前指挥长。


那天夜里天空晴朗,我们又开始了作为尖刀班的角色。队伍沿着一个峡谷缓缓而行,峡谷的谷底是一条河流。我们在前面一段一段的探路,走走停停。行进速度时快时慢。因为精神高度紧张,在寒冷的夜里我依然一身汗接一身汗。从那时候开始我水壶里的水已经告罄,我们有时就行进在河边,也没时间弯腰灌一壶河水。


队伍行进到一个岔路时,在前面带路的两名参谋对道路去向有些不确定,一时难做出明确的判断。当时也在前面带路的侦察3班班长张孟福,与我等也在私底下把现地地形与地图对照了一番,觉得应该走朝右面走。这里需要解释的是,我们当时使用的地图是三十年代由英、法等国军队调制的地图,在许多山区地域的等高线都是简略描绘。


经过参谋一阵商讨,决定向左方向行进,张孟福和我等觉得方向可能有问题,但在当时的情形下,我们没有胆量提出不同的看法,没人敢承担不可能承担的责任。于是队伍选择了左边一条路继续前进,在走了2个小时后,峡谷里的山道渐渐向南转去……


那天晚上月亮很亮、很圆,就在我们躺在猫耳洞前裹着绒衣、雨衣准备入睡时,排长带着班长从连部开会回来,向我们宣布了由我们侦察2、3班担任全团尖刀班的命令,并把行进时间和路线作了交待。记得当时大家都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只是拿出地图,反复研究着。我当时就有几许悲壮的感觉,因为在越南北部的丛山密林里,担任大部队的尖刀班,牺牲的概率太大了。这天夜里我几乎没怎么睡觉,迷迷糊糊就到了天亮。当我们睁开眼时,却发现山林正被漫漫浓雾所围绕。这真叫邪行的,在过去一周时间里天空就几乎没有云层出现过,一到我们回撤就遇上了这样的大雾天气!


我们2班被排长安排走在最前面。我想不因为别的理由,只是我们班有两个班长。本来班里有一个班长侯永升,是一位藏族兵。在临到开赴前线之前,连里由将炊事班的老班长阮少文安排到我们班当班长,当时真的不清楚部队建制里这个双班长制是不是合法的。令人悲痛的是,这两位班长后来都牺牲了(最初被宣布为失踪)。唯一的一支微声冲锋枪由阮班长拿着,记忆中阮班长的枪法还可以,饭菜也做得不错。


我们班由排长亲自指挥着,分三个小组交替掩护前进。我们绕过一个山垭之后,山路就朝着山脚下延伸,在穿过一片香蕉林后,我们就看见那条四周毫无遮挡的大水坝…… w



12日清晨,部队经过一夜的行军,来到一处狭窄的大峡谷里,行进的方向依然诡异地向着南方——与我们回国的方向南辕北辙。就在天快亮的时候,副团长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原地休息。同时命令我们侦察班2、3班和工兵2个班去占领一侧的山头,控制制高点。关于这个决定,我们是在后来的日子里才知道团首长的本意:大部队平安前进了一整夜,那证明夜里的行军是比较安全的,在白天部队就干脆休息待命,等天黑之后再继续前进。但是,要让这样一支大型队伍在白天隐于山林谈何容易,所以部队的行踪很快就被越军发现,直到新的战斗打响。


我们接到占领制高点的命令后,排长就带着大家朝着陡峭的山坡攀援而行。大家也不知道这个山头有多高,只是趁着黑夜,奋力地向上爬去。这一带山脉都属于典型喀斯特地貌,地势几乎都是直上直下,好在地表植被丰富,我们就可以抓着植物攀登。天色渐渐放明,我们发现这又是一个大雾天气,浓雾里我们无法判断山势走向和高度,只有见高处就上。大致是中午11点,我们终于在一个可以俯视峡谷的小山头上形成一个防御阵地,大家利用石块修建了一些简易工事,就算基本完成制高点控制任务。但问题随之而来,我们已经无法与团首长取得任何方式的联系,是停留、下撤或做点别的什么都没有人来传达新的命令。中午时分有一个短暂时间里大雾有些减弱,我们在山头就能看到山谷里的动静,我们清楚地看见有越军在侦察停留在谷底的队伍,我们中有战士要开枪射击越军,但被排长制止,理由是别暴露目标。


山谷里间歇会有几声枪响打破沉闷的空气,但是谁在放枪,射向何处大家真的搞不明白。直到下午3点左右,一阵猛烈的枪声和炮声充满了云雾弥漫的峡谷,从动静上判断是双方大部队的直接搏杀。我们在山头上除了感觉到刺激紧张外,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排长坚决地要求大家坚守阵地。暴风般的枪炮声持续了约2个小时,才逐渐稀落下来,就在这时候,我们突然听到有人在喊:中国军队弟兄们,放下武器吧,我们宽待俘虏!最初的一刹那间,我们还以为是自己部队的人在向越军展开心里攻坚战,但是我们随后立即明白了这时越军在向我们喊话。随着越军类似这样的喊话断断续续,我心里顿时有一种极不真实的感觉,因为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所看过的小说或电影里,永远是我军向敌军喊话,而且喊话的内容也如此地相似。所以在遇到越军真实地向我军喊话劝降时,我几乎是强忍着才没笑出声来。只要越军一喊话,我方就会有一阵枪炮予以还击。我们虽然没有直接介入战斗,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发觉得局势不妙。因为无法与团部取得联系,我们这些占领山头的队伍进入一种进退失据的境地,只好眼睁睁地等着不知什么时候能够到达的新的指令。

就在天色渐暗、雾气越浓的时候,我们发现有许多人在向山头上涌来,排长下令全体战士进入战斗状态。上山的人群渐渐近了,大家定睛一看,原来是自己人,但见涌上来的人群毫无组织状态,三三两两地从四处爬上来。排长向上来的人打听山下的情况,但几个人的回答却相互不能印证。这时一位步兵排的排长抗着一挺重机枪上来,他的回答让我们吓了一跳,那位排长说:山下的大部队死伤非常严重,越军的火力很强大,部队被堵在峡谷里,X连已经差不多了,X连被包了饺子,现在部队已没有人负责指挥。那排长说完,就带着自己的一帮人的队伍钻进大山的深处。随着消息来源的增多,山下的大致情形我们也算明了了。


天色转暗,还有一些军人陆陆续续零散着从山下爬山来,个个神情黯然。看着眼下这情形,一种慌乱的情绪开始在我们中间弥漫开来,接下去该如何行动,排长与几位班长的看法并不一致。排长觉得还需要等等再说,看有没有上级新的命令传达下来,并期望这一切不是真的。但是有班长却认为现在的局势已经失控,没有人会安排我们下一步的行动,还不如自己设法脱离险境。大家意见很难统一,排长就叫班长和党员战士到一边去开会。我当时连团员都不是,看着他们到树林里开会觉得他们都挺神圣的,坚信他们一定会拿出正确的方案来。我与王宏就坐在石头上背靠背的相互取暖,嘴里含着一丁点大头菜,让咸味慢慢释放。


夜幕完全降临,几位侦察正副班长开始轮流带着我们朝设计好的路线,在原始森林里摸黑前进。毕竟大家都是特务连的人,平时的军事训练还算过硬,大家紧挨着无声息地在丛林中穿行。记得那天夜里的道路是如此的漫长,因为我们对前方的一切浑然不知,甚至连方向的对错也没把握,漆黑的夜里又无路可寻,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我们在石头堆和灌木丛里几乎是爬行了一夜,在天快亮的时候,队伍开始往山下移动,这时我们突然清楚地听到越军的说话声,在不远处的山头上还依稀见着几缕火光,前面传来口令:大家要绝对安静地通过这一段路程,因为我们不知道越军的布防情况和军力实情。队伍继续下行,但没走多远,队伍又停止了前进,前面传来的口令是原地休息待命。时间在煎熬中分分秒秒的度过,东方已露出一线晨曦。前方终于传来消息:我们的前方是一道无法攀援的万丈绝壁,没有攀登绳是部可能下到谷底的(我们的攀登绳已在轻装时丢弃)。于是后队变前队,大家又小心翼翼向山头方向爬行,回到山腰的位置。


见暂时无计可施,排长叫大家先睡一会,等天亮之后再作打算。经过一夜的行进我们本来就疲惫之极,一听见休息的指令就立即倒头便睡。不知过了多久,我们被一些声响所惊醒,睁眼一看天色已大亮。动静声是因为我们附近的树林里有许多同一个团的士兵在走动,他们相互打听自己所在连队的人在哪里,随着白天的来临让大家有机会可以找寻自己失散的队伍,并重新集合到一起。排长出去找首长去了,我们就找认识的人询问昨天的战斗经过,但是大家说得最多的是某连的某某负伤了、某某牺牲了,某某是哪儿入伍的与谁是老乡等。无聊之中我们在衣服、挎包的各个角落里搜寻,或者四处向战友讨要,把能找到的食物都吃了个干净,但是大家水壶里的水却一滴都没有剩下,这已经是我们第二天没有喝到水了。


到了中午排长回来了,他说现在已经找到了部队的首长(官职最高的好像是一个营副教导员,还有两个团参谋也参与指挥决策事宜,胡副团长当时据信已经阵亡,团副政委不知去向),以后的行动依然要由团里目前的最高首长统一指挥调度,于是我们就跟着排长向一个方向走去,没走多远就看见更多的士兵聚集在一处较为开阔的空地上,好像有数百名之多吧。各连队的排级以上干部被集中起来开会,会议传出的信息为目前我们第一梯队与团指挥部无法取得联系(当时我们第一梯队仅保存着一部2瓦电台),我们必须重新集结起来自己展开突围行动。但是最令人沮丧的是,我们在经过前一天夜里错误的行军路线后,现在已无法确定自己在地图上的准确位置,所以部队的下一步行动方向也只能是大致的目标:简单顽强地向着北方——回国的方向。关于一些会议细节我不得而知,到了下午,一直到下午会议才宣告结束。首长就站在高处大声地向周围的士兵发布会议决定:全体将士立即开始向山下某方向突围,大部队就在附近接应。首长的话音刚落,各连队领导就散开开始召集自己连队的人马准备向山下进发。不一会,山上所有的兵士就在首长的号令下,向山下出发。


那一刻出现的一幕我多年来一直记忆犹新:只见山上所有的军人在各连队领导的指令下向山下走去,全然没有任何战斗部署或各连队战术协同任务要求,大家行进速度快慢不一,行走方便的位置的人数密集,有的地方人数却稀稀拉拉,队伍里还有人喊着鼓舞人心的口号,满山遍野的军人就这样浩浩荡荡、毫无遮掩地朝山下方向一涌而下,士气倒是显得高昂,但那种混乱场面真叫人哭笑不得。好在还有人比较保持着清醒,立即向首长们指出这样的行动必败无疑,整个杂乱无章的队伍才停止了向山下的挺进,干部们又集合起来,开会。


负责通讯任务的人则全力调试电台,变换架设地点,想方设法与团部取得空中联系。到了傍晚,终于有好消息传来:我们与团指挥部联系上了,除团首长之外还有更高的上级首长关心着我们的处境,说正设法来支援我们,要我们安心等待新的行动命令。得到这个消息,整个部队情绪有些稳定,第一梯队的首长们则连夜重新研究分析现在的地形敌情,制定突围行动实施方案。而我们普通战士则在寒冷、饥饿和干渴中,度过了还算安稳的一夜。


3月14日那天早上,天空虽然仍有阴云飘动,但是地面的能见度却非常的高,特别是借着短暂阳光的出没,我们在山上能看到十几、二十公里外平原地区的景色。我们清楚地看到远方的部队正在朝北方回撤,一串串车队在公路上缓慢地行进,越方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建筑设施也被工兵们一一实施爆破摧毁。那距离应该算十分遥远了,但是耳闻目睹剧烈的爆炸声和升起的阵阵狼烟还是让人震撼不已。能看到自己的部队总算是一件令人感到宽慰的事情,我们也在四处的瞭望中大致明白了自己所在的地理位置:位于一处与平原很接近的典型喀斯特地貌的群山里,越是接近平原,山势就越发险峻。


通过电台我们得知,上级已经派出友邻部队前来增援我们(本步兵师的另一个团,后来知道这个团在遇到简单的抵抗之后,就地停止了增援我们的步伐),而我们必须在15日突围与增援部队会合,因为这是我军全线撤军的最后期限。在反复讨论之后,首长们正式下达了突围任务:我们特务连的2个侦察班和2个工兵班与1营的非战斗人员一起(非战斗人员是指连队和营部的司号员、卫生员、文书和通讯员等),组成突围行动的第一梯队,而久经战斗考验的2营则是突围的第二梯队。突围时间定为当晚夜幕降临之后。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我们这个群体主要的首长都是2营的,而2营的建制还保持基本完整。


记得我们特务连的战友在听到这个安排后,都觉得不可思议,突围行动叫我们训练有素、火力强劲的侦察班打头阵可以说是天经地义,我们毫无怨言。但是把1营的非战斗人员与我们安排在一起就令人费解了,在第一波突围冲击时我们很可能要抽一部分战斗人员去掩护非战斗人员的前进,这样一来我们实际的战斗力就会削弱。只是在战场上是军令如山,很难有说理的机会,既然命令已下,那我们一切就听天由命吧。


那一天注定是我人生记忆里相当漫长的一天。时间仿佛是停止了,整个部队都对夜幕降临的期盼中煎熬。在连日的饥饿、寒冷和缺水状况下,加上对突围行动成败的担忧,很多战士的精神状态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有人尝试喝自己的小便或舔湿润的树叶解渴;有人把不知名的草根塞进嘴里;很多人把配发的防毒面具拆卸开来(包括我自己),好奇地研究着防毒的原理,大家对于越军可能施放毒气攻击已经无所谓了;重型武器被拆散丢弃;个人所有与直接战斗无关的物品几乎全部毁弃;写遗书的人就更多了,写好后在战友中相互交换保存;一些伤势严重、不便于行走的伤员表示将不拖累战友们,自己将留在原地,与到来的越军同归于尽,气氛尤为悲壮……。侦察3班班长是个细心人,他担心还会遇到断壁悬崖,就找人收集绑腿、背包带等接在一起,形成一根二十来米的攀登绳,交给我由随身背着。


到了下午,山林里就几乎没有了任何大的动静,大家忍着饥饿干渴,随意躺在草丛或石板上,等待时间的流逝。间歇有人哼唱几句小调或争吵几声,但是很难搅动压抑的空气。

天色终于在众人的期盼中渐渐暗下来,我们与1营的非战斗人员聚在了一起(加在一起也就五、六十人吧,1营的人员中有不少人手里根本没有武器,只好握个手榴弹什么的),干部们给我们再次明确了各自任务和联络方式等细节,还没等夜幕完全降临,我们突围第一梯队在众多战友的注视下,小心翼翼地往山下摸去。谁知这次出发竟是我们与大部队的分离,第二梯队的首长没有给我们任何联络设备(连一部步话机都没有),所以当我们离开的那一刻,其实就与他们断掉了任何联系。

连续4日的饥饿和缺水,使我们的体能直线下降,如果没有事情做,我们躺在地上不愿挪动半步,嘴里干得连舌头都感觉被黏住了,但是一走动浑身还直淌虚汗。现在之所以还能继续参与突围行动一是因为军人服从命令的职责,再则恐怕就是人求生的本能在支撑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始森林里又是漆黑的世界,我们人与人紧挨着,小声地传递着前面传来的口令,按要求做好每一个动作,一步步往山下摸索着前进。按我们白天察看地形分析出的结论,如果我们沿着一条狭小的山谷向下到一定位置,然后翻过一道绝壁,就有可能到达地势相对平坦的地域,而这条线路越军十有八九不会设防,一旦我们进入开阔地带,越军占据有利地形易守难攻的优势就不复存在,那咱们就可以真刀真枪地与他们干一回了,何况附近还有友邻部队的接应。


在夜里九点左右,我们来到一处岩壁面前。接近90度的岩壁有30多米高(高度是爬了才知道的),好在石灰岩的岩缝里还有小树和杂草滋生,可以作为攀登支点。不过要是处于白天、又无任何保护的情况下,要我们攀登这样的岩壁,那也许就没什么人敢一试身手了。黑夜中的视线不良将攀登的恐惧降到最低点,但那仍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攀登。对于有过攀登训练的侦察兵来说,这也许还好办一些,对于那些没经过类似训练的战士而言,就成为一次生死考验。

我在爬到接近一半高度时,右手抓住的一块石头突然松动,而我左手正试图找别的攀援点,就在我身体往后仰、石头就要脱落的一瞬间,我左手重新抓住原来位置的树根,将身体固定住了,身上的冒出的冷汗立即湿透了我的衣服。我大口地喘着粗气,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但是有的战士就没这么幸运,在爬到相当的高度时就滑落地面,那呻吟声在夜里从山谷底部传来,令人不寒而栗。但是我们心里都明白,这个时刻你无法获得别人的帮助,你也没额外的力量去帮助他人。


我并不清楚第一梯队里到底有多少人冒死爬到了岩壁的最高处,当我爬上去时已有数人在上面察看在反方向下行的路线。这是一个狭窄的山脊,大约有3、4米宽,但操蛋的是另一面还是一处绝壁!而且岩壁光滑无植物生长,高度估计超过40米,我们准备的那条攀登绳根本就够不着底!这个发现是那天晚上行动的一个转折点,大家全傻呆呆地坐在地上,班排长们也不知如何是好。我们的体能几乎到了极限,有相当多的战友到山脊上倒地便睡,对下一步行动的讨论连听的兴趣都没有。


这里需要特别提及侦察3班的班长张孟福,在这个紧要关头他一直坚持寻求突围路线,他与排长和其他几位还愿意参与讨论的班长一起分析了一下地形,觉得原路返回山谷再往下前进一段可能能有突破天险的机会。于是排长叫大家按原路返回山谷底,这个命令在那时已经有许多人不愿意执行了。我班的副班长钱进锡(山东人)就表示不愿意再返回山谷,他说已经困得不行,宁愿死在这里也不愿意再继续走了。我反复劝说他还是一起走吧,但是没有奏效,与副班长一样看法的还有好几位(印象里留在山脊上的有10名战友以上),那时排长的任何命令已经没有了效力,那一刻我们就与他们就这样永远分离直至阴阳相隔。副班长应该是山东淄博一带的人,记得他的口音里就是“肉”“油”不分,一如当时流行的一段相声。他是在参战前由山东某军派来支持我们部队的骨干来到我们侦察班的,军事技术非常过硬,但是在那一刻我们没能说服他及那些战友。在战后他们先是被列为失踪名单,后来就宣布为阵亡了。


这是3月14日深夜的某个时刻,我从岩壁回到地面之后能见到的景象就是这支队伍已经彻底的被饥渴和疲惫瓦解了。没有组织形式,没有指挥员下达指令,也没有人愿意谈论或打听下一步的行动。在这条被植被覆盖的乱石沟里,大家四处散开或坐或躺,无声无息地呆着,似乎在静候死神的来临。


在我们顽强的抵抗之下,越军无法突破我们的阵地防御,随着天色转暗,越军就慢慢停止了攻击。我们这时又发现了一个奇迹,越军的全部炮弹居然没有伤及我们16人中的任何一人!在炮火最猛的时候,我们都采用钻石缝的策略,只要炮弹不掉在背上,就会平安无事。


在两块大石头之间,我们16人都聚在了一起,漆黑的夜里我们彼此看不见对方,只是从相互语言的交流中感到彼此的位置。排长刚说了几句话就哭泣起来,他说因为自己在战场上的表现不令大家如意,使我们错过了一些逃生的机会,他感觉对不起大家,希望在今晚的行动中有所表现让大家满意云云。大家都劝说排长不要这样说也不要这样想,最后排长说出了今晚的行动安排:出山的这一段的探路任务继续由3班长、我和陈秀颖3人担任,其余的分成几个组负责掩护或断后,出山之后由他排长带路。在这个时刻,连长坚决把指挥权交回到排长手里,因为16人的大部分班底毕竟是特务连的人,在关键时刻意见的协调、行动的统一显得尤为重要。


那个被越军手榴弹炸伤的战士自己本来已经决定不随我们走了,他觉得自己腿上的伤势很重,无法完成余下的回撤路程,怕拖了大家的后腿。战友们一再鼓励他站起来试试,他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发现还能走动几步,所以就改变主意打算跟我们一起回撤。3班长张孟福见我昨晚带路、和今天的表现都不错,在公开鼓励我一番后依然叫我第一个出发带路。


我当时真是有些骑虎难下的感觉,在3班长事先的一阵表扬下,我无法说出我对这样安排的不乐意,我当时不过是新兵一个,在场的班长、老兵多了去了,像这样的艰巨任务似乎还轮不上我去担任。但是我真的没有把这些说出口,因为我对16人目前的基本状态还是有所了解,事到如今,如果我们3人不去带这个路,恐怕就没有也没有别人愿意出头干这种差事了。事情已过去28年,我现在在此决没有苛求别人的意思,因为随后的一些情况完全证实了我的见地。


我与大家分别握手后,第一个朝山下摸去,其他人跟在我后面约5米,靠听我发出的轻微响动判断方向前进。我们刚离开先前的位置,越军就有所察觉,于是机枪就在我们头顶扫射。但是我们很快就悟出一个经验:只要越军机枪一响,我们就加速前进,枪声一停,我们又几乎是屏气而行。那是什么样的身体移动啊,因为我们完全不知道越军的布防位置和与我们的距离,我们只得在静静地在乱石堆和灌木丛里匍匐前进,任何过分的声响都可能暴露我们的位置与行踪。就这样,我们整整爬了一个多小时,枪声才远远地留在了身后。我的前面出现了一道往下的悬崖,黑暗里我没法看清悬崖有多深。我横着走了几步,发现有一颗靠着岩壁生长的树木。我打算靠着树木的支撑往下滑,双腿就往下伸去。那一刻我最担心的就是下面有越军埋伏,他们会抓住我的双腿把我拉下去,我几乎是随时要为幻想中的遭遇大声叫喊出来。我顺着树木下滑了近5米,双脚终于踏着地面,心里悬着的石头才算落地。四处观察了一下,发觉这里已经算离开了险峻的喀斯特地形,再往下就是丘陵地域,已没有多少树林,更多的是耕作的田地,在月光的照耀下地势也变得清楚起来。我呆在原地等着他们下来,但是等了好一会就是不见他们的影子。我吹了几声口哨联络他们,干裂的嘴唇只能发出细微的声音。我顿时着了慌,急忙顺着树木爬了上去,上去一看,他们全在悬崖边蹲着,我问,你们怎么不下来?他们说对下面的情况不清楚,说还听到有口哨声。我生气地说道,那是我在联络你们,如果你们不跟紧一些,我就不带这个路了。


也许大家对一支队伍的士气低落、涣散到如此地步会惊讶不已,但是只要我们回头总结一下,看我们这支部队参战前的基本状态和准备过程,就会觉得有些东西本来就存在先天不足,在进攻战比较顺利的时候(本团有的成功战例还进入军区战例选编教材),大家都不觉得自身有什么问题,但是在局势复杂、特别是我们在陷于前所未有的困境时,那些存在于方方面面的潜在隐患自然就显现出来。

从大的开始说吧,本团在参战之前属于丙级装备,人员不满员(约全员编制的一半,如我们特务连在之前只是警通连里的一个排)、武器装备不到位、不是全训部队(军事训练只占全年时间的一小部分,其余时间主要是在师农场种田或烧砖),何况当年军队里所谓政治挂帅风气甚盛,军事技能被放到次要位置。在进入战备后(达到甲级装备),部队急速扩充,大量的新兵涌入连队(包括我哈),山东某军支援过来的老兵又面临水土和人缘关系不服的问题(闹病、不团结等)。好些干部临时被提拔,但自身的军事指挥素质却并不一定能胜任新的职务,所以边训边学是指战员共同的过程。部队当时的许多条例也不符合战时的要求,例如在越纵深境内一次执行夜间警戒任务中,我觉得附近情况比较危险,就拉动枪机上膛子弹,当即遭到某连队首长的呵斥,说必须有“子弹上膛”的统一口令后才能进行这个动作,所以我不得不立即退出子弹,半分钟后当大家都觉得局面不妙时,我们再按统一口令推子弹上膛。战前训练虽然是没日没夜的,但是方式比较传统,真枪实战的氛围欠缺。鼓舞士气的方式单一,靠读报读文件、办墙报、学唱军旅歌曲等,光英雄主义的电影就看了一堆,没有对身处战场逆境时的精神、心理分析和准备。至于装备的落后,那应该是时代的局限。

接下去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走走停停,暂时没有遇到另外的敌情,在接近平原地带时我们找到了一股清冽的山泉,大家尽情地把肚子灌了个水饱,精神头有所恢复。前面出现一条比较大的岔路,在向左或是向右的问题上排长、班长们的意见出现分歧,我们把地图拿出来比划好久,意见还是未能统一。3班长建议大家投票解决,在清点票数时我们惊讶的发现,少了一个人!不知去向的是工兵班的一位战士,我们分析可能是在前面路段的某个时候,队伍停下来观察地形时他睡着了。我们回忆这一路走来中间还有不少岔路,谁也不敢保证能原路返回找到他。于是就在场领导就作了一个决定,等他一刻钟。那一切就真是应了命运一说,就在我们等够一刻钟准备离开时,那小子居然一颠儿一颠儿的跑了过来,在经过每一个岔道时他都选择了我们走过的路!


在进入平原之后我们遇到一个村庄,村里有一座完好的吊桥,可以让我们通过那条约有60来米宽的河流。这是我们往北行进必须经过的一个要点,如果是在平时正常情况下,我们会考虑从村庄外泅渡过河,这样可能更安全些,但是饥饿和寒冷的现状使得我们不得不冒险进入村庄,利用桥梁越过河流。那是一座用竹板、铁丝绑扎的钢索吊桥,连引桥部分约有120米长(宽1.5米,距离河面3-4米)。只要我们踏上吊桥,那动静足以惊动全村的老小,何况是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之下。


这次没人安排我走第一个,排长自己担任了第一排头兵的角色。我们还是用交替掩护方式通过吊桥,我大概是走的第4个吧,一踏上吊桥那桥面就晃动不止,稍不注意就有摔倒的可能,我们举着枪左右晃着几乎是小跑过桥。下桥之后因为面前有3条路,我们就蹲在离桥头不远的地上,准备摊开地图再判断一下前进的方位。就在此刻,一连串机枪子弹几乎是擦着我们的头皮扫射而过,大家完全是条件反射般地卧倒,一阵匍匐动作迅速离开桥头位置。我们心里很明白,这是越军负责桥头防御的那挺机枪在白天就锁定了射击标尺,到夜里只要有动静无需瞄准伸手扣动扳机就能用火力封锁桥头。哪知道我们过桥后因为全蹲下看地图,这一动作令我我们再次死里逃生。

过河之后,我们就看见了一条正规的公路,方向朝着北方,这时候我们终于知道了我们在地图的准确位置。虽然公路的许多设施已经被炸毁,但毕竟比山区小路走起来顺当,我们的行进速度大大加快。记得我们分成几个战斗组,相互保持一定距离,分别负责前进中左右和前后的警戒。接近天亮的时候,我们在一树丛里休息,大家商量后决定,在天亮之前,我们在离公路几百米处寻找一民居隐蔽,如果有人接近就让进去灭掉,安静地坚持到夜晚再往北前进。


东方的曙光已经勾勒出远山的轮廓,就在我们正考虑是否还继续前进时,突然前面传来一声叫喊,我们16人立即就地滚出公路,找路边的什么地方隐蔽、朝前方举起了枪。但是我们又觉得刚才的叫喊声说的好像是中文,就叫排长说话与对方沟通。当对方再次问询我们是哪一部分的时,排长就一一如实回答,再一问对方,原来他们是41军的,就在此等待我们突围出来的人。


就这样经过一夜的艰难行军,我们16人终于回到真正的安全地带。这时已经是3月16日,据说全线部队为了让我们受围的部队能够有充裕的时间回撤,把整个撤军计划整整推迟了24个小时。而那些被堵在峡谷里战友,后来好几天里分几批自行突围回到祖国,最多的有40-50人,最少的就1个人。其余的不是被越军俘虏,就是抵抗到最后,永远地将年轻的躯体留在那片陌生的土地上。在中越交换俘虏时,本团有219名指战员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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